一张张红纸，一句句承诺，承载着普通百姓最朴素的爱国情怀。晒谷场上，大家围在红榜前，互相看着别家的公约，既有攀比，也有互相鼓励。

“老憨，你敢承诺增产两成，我就敢增产三成！”

“二柱家要多纺线，我家也能！我让我媳妇和闺女一起纺，捐得肯定比他家多！”

“张婶要做五件棉衣，我做六件！咱们女人家，别的帮不上，做针线活还不行吗？”

热闹的议论声中，春桃拿着一张空白的红纸，回到了沈家小院，脸上带着几分激动，又有几分犹豫：“先生，咱们家的公约怎么写？”

沈知言正在院里修补渔网，闻言放下手中的麻线，接过红纸看了看。阳光透过柳树的新叶，在红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，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，仿佛都在诉说着这个时代的火热与激荡。

他知道这场捐献运动的深层意义，这不仅是物质上对前线的支援，更是一场全国范围的精神动员，是要凝聚人心，让每个人都感受到自己与国家、与战争的紧密联系，形成“举国一心、共抗外敌”的磅礴力量。

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任何个体都无法置身事外。只不过过分积极，容易暴露自己的经济实力，惹人侧目甚至眼红；过于消极，则可能被贴上“不爱国”的标签，在这个凡事讲立场的年代，这无疑是危险的。

“慢慢写，不急。”沈知言沉吟片刻，目光扫过院外忙碌的身影，“咱们家以捕鱼为生，就从捕鱼和节约入手。

捕鱼量不用承诺太多，增产一成半就好，既显诚意，又不至于太过勉强。

节约方面，就说每月节省柴米油盐开支一千元，用于捐献。”

春桃拿起笔，工整地写下，又抬头问：“那还有别的吗？咱们是不是也该像张婶那样，做点棉衣鞋垫捐献？”

“棉衣鞋垫要做，”沈知言点头，“让夏荷和秋菊一起动手，做三件棉衣、十五双鞋垫就够了，不用太多，点到为止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补充道，“另外，加上一条：将改良渔网、鱼笼的技术无偿公开，供互助组全体社员使用，帮助大家提高捕鱼效率，间接增加集体捐献能力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