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节流的同时，沈渊更大胆地推进开源。

他充分利用登莱船队首次远航成功的巨大宣传效应，推动朝廷发行了第二期 “崇祯六年海事开拓债”。

与此前不同，这一期债券被精心设计为“浮动利息债”，其最终收益率与未来“海权司直属船队”的贸易利润直接挂钩，上不封顶。

孙元化甚至公开展示了从北海带回的珍稀貂皮、巨大松果以及北美海岸的奇异贝壳，并宣布债券认购额前列者，有机会优先投资未来的“远东贸易公司”股本。

这种将国家信用、海洋探险的刺激与高额回报预期捆绑的模式，对嗅觉敏锐的晋商、徽商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。

他们看到了超越传统土地、盐引买卖的暴富机会，认购热情远超第一期。

同时，沈渊授意海权司，尝试与一些有实力、有冒险精神的东南海商进行“有限合作”。

由海权司提供官方许可、武装护航（收取护航费）乃至部分资金，鼓励他们组建船队，探索南洋（东南亚）香料群岛航线，利润按比例分成。

这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东南商帮，将部分潜在反对者转化为利益共同体。

第三策：求突破，向科技要生产力——蒸汽机的怒吼

然而，沈渊深知，无论是审计追赃还是海上贸易，都存在不确定性和局限性。

真正能从根本上提升国力、创造财富的，还是科技突破带来的生产力革命。

他将最大的希望寄托于皇明格物院。

在沈渊的亲自督促和资源倾斜下，薄珏等人对那台笨重的纽科门蒸汽机原型进行了不计成本的改进。

他们试验了不同的气缸材料，改进了活塞的密封结构（采用浸油的麻绳和皮革），并设计了一个独立的冷凝器分离装置。

终于，在一个雪花飘落的清晨，格物院后院传来一阵不同于以往的、更加稳定而有力的“轰隆……轰隆……”声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