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祯八年的秋天，是在一种混合着期待、质疑与不安的氛围中降临的。

帝国的北方，尤其是京畿地区，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那些曾被他们视为“奇技淫巧”或“无用之物”的皇庄与官家试验田。

收割的日子到了。

在无数双眼睛——包括心怀期待的沈渊、冷眼旁观的守旧官员、将信将疑的老农，乃至内卫派出的记录员的注视下，试验田里的玉米、番薯和土豆被小心翼翼地收获、称重。

当最终的统计数据被誊写在素绢上，呈送到西暖阁时，带来的震撼是空前的。

玉米，在遭遇夏旱的情况下，平均亩产竟达到了两石七斗（约合后世三百余斤），远超同期粟麦的亩产，且其秸秆高大，是上好的燃料与饲料。

番薯，其貌不扬的块茎从土中被掘出时，更是引发了惊呼。

平均亩产轻松超过十石（约合后世一千五百斤以上），在贫瘠坡地的表现尤其出色。

土豆虽试种面积小，但其耐寒性和在沙壤地的产量，同样让人侧目。

格物院的士子们详细记录了不同地块、不同肥力下的数据对比。

这些冰冷而客观的数字，比任何雄辩都更具说服力。

它们无声地宣告：一种能够养活更多人口、更能抵御天灾的农业变革，已然露出了冰山一角。

朱由检捧着那份沉甸甸的产量报告，手指微微颤抖。

他能“听”到，当这份数据公布后，将会在朝野引起怎样的波澜。

“先生，此物……真乃天赐祥瑞，活民无数！”他的声音带着难以抑制的激动。

沈渊相对平静，他深知推广之路依然漫长。

“陛下，祥瑞虽好，亦需人力推广。眼下当务之急，是扩大留种，编订简明种植法，先在北方旱区、山区及军屯推广。同时，需严防地方官吏借此名目盘剥百姓，或豪强趁机兼并土地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