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西新政的成效，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，激起的涟漪开始超越省界，向着帝国的四面八方扩散。

那份由吴永年主持编撰、尚带着墨香的《江西工商管理则例（试行）》与《官田永佃及流转契约规范》草案，其意义远不止于几卷条文，它更像是一份宣言，宣告着一种迥异于以往“重农抑商”、“轻徭薄赋”理念的治理新模式，正在南方这片刚经历战火又焕发新生的土地上破土萌芽。

这份草案的抄本，被朱厚照特意下令，誊抄多份，分送内阁、六部九卿以及南直隶、浙江、福建、湖广等周边重要省份的督抚案头。他没有附加强制推行的命令，只是淡淡地批示。

“江西新定，试行新规以安地方、促生业。诸卿可览之，若有可采处，或可参详本地情势，酌情措置。”

这是一种高超的政治智慧。不强行推广，避免了保守势力的集体反弹；将其作为“成功经验”供人参阅，又巧妙地利用了官员们的攀比与政绩心理。

效果立竿见影。

南直隶苏州府，一位致仕已久、门生故旧遍布江南的老翰林，在读到友人寄来的抄本后，捻着胡须，在书房中徘徊良久，最终对儿子叹道：“吴永年，一介县令出身，竟有如此魄力与见识……此法若行，商户得安，流民得所，田赋亦清，或非全然悖于圣贤之道。”

连这等清流领袖都开始松动，底下那些原本对新政嗤之以鼻的地方官员，态度也不得不随之微妙变化。

浙江布政使司衙门的反应更为直接。

几位本就与海商关系密切的官员，敏锐地嗅到了其中巨大的机遇，联名上书布政使，建议在宁波、温州等地，参照江西“工坊区”模式，划定区域，吸引本地丝商、茶商集中设坊，并简化市舶司手续，以便更好地与月港贸易对接。

“江西能行，我浙省物阜民丰，交通海外更便，岂能落于人后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