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祯二年的春夏之交，大明帝国仿佛一个病入膏肓的巨人，同时被数种恶疾侵袭，虽勉力用药，却难阻病势沉疴。

陕西，洪承畴不愧其能臣之名。

到任之后，他并未急于求成，而是首先利用尚方剑整肃军纪，斩杀了两名畏敌不前、克扣军饷的参将，迅速稳住了摇摇欲坠的官军士气。

随即，他调集延绥、宁夏边军精锐，采取“坚壁清野，重点围剿”的策略，不再分散兵力追击飘忽不定的乱民，而是集中力量，直扑“点灯子”盘踞的宜川、洛川一带。

洪承畴用兵狠辣精准，官军战力毕竟远胜于刚刚拿起武器的饥民。

数场激战下来，“点灯子”部损失惨重，被迫放弃城池，遁入陕北的沟壑梁峁之中。

捷报传至京城，朝野为之稍安，朱由检甚至难得地露出了些许笑容，对洪承畴大加赏赐。

然而，亲自潜入陕北的“鹞子”小组，送回的情报却描绘了另一番景象。

“‘点灯子’虽败，其残部化整为零，散入乡野，与更多活不下去的饥民合流。

洪巡抚虽胜，然杀戮过甚，官军所过之处，往往玉石俱焚，民间怨气非但未消，反似浇油之火，暗燃更烈。

”“账房”在密信中写道，字迹因忧惧而略显潦草。

“属下曾冒险接近一伙新聚起的杆子，其头目自称‘八大王’麾下，性情彪悍，言谈间对官府恨之入骨。提及一李姓驿卒，言其勇悍仗义，因驿站裁撤失业，如今亦啸聚山林，号‘闯将’，势头渐起……”“秦川客”补充的这条信息，让远在北京的沈渊心头一沉。

李自成！他还是出现了！历史的惯性，大得令人心悸。

更令人忧心的是，那八万两赈灾银，在层层盘剥、官吏贪墨之下，真正能落到灾民口中的，十不存一。

粥厂时开时停，以工代赈的工程进展缓慢，饥饿与绝望，依然是这片土地上最普遍的情绪。

洪承畴的军事胜利，如同在干涸的河床上暂时扑灭了几处明火，但地下的烈焰，正在更深处积聚着毁灭性的力量。

京城之中，针对沈渊的明面攻击虽已平息，但暗地里的中伤从未停止。

成国公朱纯臣、襄城伯李守锜等勋贵，以及部分与他们在利益上捆绑紧密的文官，敏锐地察觉到了皇帝对沈渊和孙承宗的无条件信任难以动摇。